五四运动中的丰县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时的协约国成员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德国战前在中国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等合理要求。可是，美、英、法、日、意等5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正义要求，竟然准备把战前德国在山东占有的特权送给日本。以战胜国身份与会的中国，却蒙受了战败国的耻辱。对此，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采取妥协态度，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青年学生首先奋起抗争。于是，一场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就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并立即在全国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学生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号召营救被捕学生。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五四运动中的丰县
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丰县学界反响强烈，他们义愤填膺，奔走相告，以各种方式声援、支持北京学生，掀起了反帝爱国的浪潮。1919年6月初，丰县城内及城郊各学校师生1000余名罢课游行。在城内东北隅高皇庙东的丰县体育场内举行集会。广场上搭高台，扎彩门，大红横幅会标上写着“四民大会”(“四民”指士、农、工、商)四个大字，由县崇本高小(校址在西关财神庙，今西关小学所在地)的童子军维持秩序。旅外丰县籍的中等学校学生，如王如勋、谢子道、张凤翥等也都回丰参加了集会。
丰籍旅外学生在县内外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体国家灾难之深重，忧民族之危亡尤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们开始觉醒，以一种忧国忧民之心号召有志之士和爱国青年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会上，他们简要介绍了五四运动爆发的过程，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最后说，“五四运动由北京青年学生发起，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接着，丰县女子小学(校址在南关火神庙)教员张淑英(张洁茹)登台发表了声援五四运动的即兴演说。言辞激烈，情绪激昂，全体师生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等口号。愤激之辞声震丰城。许多学生为祖国主权的沦丧而失声痛哭，声震五岳，情感四海，他们在为民族的尊严而哭泣。
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和抵制日货运动
五四运动点燃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日本，它在巴黎和会上的无耻嘴脸，充分暴露了侵占中国主权的罪恶阴谋。因此，抵制日货是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发泄仇恨的最直接的方式。
1919年6月上旬集会过后，为联合各界力量共同抵制日货，丰县各学校推选了学生会长及宣传员，组织宣传队及日货检查队。丰县第一高小(校址在文庙)选举董玉珏(今王沟镇刘元集村人)任学生会会长，刘万杰、董玉湘为副会长，并推选宣传员l0人。不久，在城隍庙成立了丰县中小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布学联宗旨：团结起来，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土豪劣绅，挽救穷苦百姓。丰县县立初级师范学校(丰中前身)的朱翼曾任主席，女子小学的赵素英、文庙小学的邱守梅(邱淑鹤)负责游艺，文庙小学的皇甫瑞森、女子小学的方梦兰负责宣传，文庙小学的王镇西、尹季兰等学生，女子小学的陈启芳、王芝仙、张若藏等学生参加了学联活动。接着，师生们结队举行了示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学生们高举“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手持三角彩色小旗，像潮水一般涌向街头，涌向县政府和各商店门口，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向聚拢来的群众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客卖国求荣的罪行。检查队沿街穿巷宣传演讲，检查日货。在丰县商业聚集处西大街和南大街，日货检查队分别轮流检查，发现日货即评论处置。有的爱国商人自动将日货搬出销毁，并声明不再进销日货。有的购物者甚至把购买的日货当众摔在地上，狠狠地践踏。一位群众听了讲解后，抑制不住满腔怒火，把头上戴着的日本草帽，摔在地上，又狠狠地跺了几脚，以示对日本的仇恨。广大学生的宣传演讲，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学生清查销毁日货，受到商会的反对。县知事章维钧暗中接受商会的贿赂，派出警察阻止学生查禁日货，引起师生的强烈愤慨。爱国学生选出王敬久(今宋楼镇草楼村人)、朱敦典(今华山镇渠楼村人)、李瑞丹等4名代表前往县公署提出抗议，却遭到殴打被赶了出来。于是，丰县高等小学师生300余人在教师王观涛的带领下，高呼口号，冲入县公署。但有所准备的县公署派出数十名武装警察，手持木棒，向赤手空拳的学生追赶毒打。学生进行了有理的自卫，最后被迫退回学校。县学生联合会继续发动学生进行斗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印发了《告全县同胞书》。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迫使县知事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许继续清查日货，不再干预学生的爱国运动，使封建保守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为了巩固斗争成果，7月，丰县第一高等小学应徐州学生联合会的邀请，选派代表赴徐州参加旧徐州府所属丰、沛、萧、砀、邳、睢、铜、宿八县学生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八县学生联合会，选出高民为会长，郭邦清(郭子化)为副会长，宣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奸商，抵制日货。之后，丰县第一高小、丰县女子小学等学校联合成立了丰县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布置学生回乡进行抵制日货的爱国宣传活动，在全县四乡集市查封日货，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国民自觉禁用日货。
在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社会各界积极投入抵制日货运动，充分体现了全县人民的反帝爱国热忱。据当时媒体报道，丰县各界自抵制日货以来，日常用品火柴、纸烟、化妆品等物，都购用国货；而煤油、蜡烛等，则改用美货。由于人心所向，是否抵制日货，一时间竟成了中国人是否爱国的标志。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秘密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的成员陈德荣等来徐州，找到第七师范的学生陈家安(陈亚峰)、郭邦清等，在七师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成员有陈家安、解慕唐、徐怀云、苏鸿鉴、张继超、郭邦清、冷启英等十多人。1921年春，为了更有力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徐州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成员发起成立了公开组织——赤潮社。当时李大钊在文章中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时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赤潮社的命名即取此意，“赤潮”喻指共产主义运动。赤潮社成立后，创办了徐州第一个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赤潮》旬刊。该刊物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与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白话文和新体诗，要求改革教育和教学内容等为宗旨。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刘炳辰在为该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写到：
“
“赤潮!赤潮!
您终于诞生了。
怪不得，
红光满天，
赤地万里，
五洲震荡，
四海动摇，
是劳苦大众的热血在沸腾，
是革命志士的怒火在燃烧。”
”
刊物每期印数四五百份，在徐州地区影响很大，并发行到外地。刊物出了四期后，便被当时的军阀、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查封了。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最早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北京、武汉、长沙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深入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年7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五四运动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丰县先进的青年学生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他们开始阅读《新青年》、《创造月刊》、《语丝》、《拓荒》等富有时代精神和革命气息的进步刊物。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逐渐在丰县的先进分子中传播，他们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直到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丰县党组织初创时期的党员。
丰县早期出现的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以后丰县的建党建团和开展革命活动，客观上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