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丰县的斗争形势
大革命失败后丰县的斗争形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从此有了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有共产党员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正式出师北伐，进行了一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其来势汹涌，似滚滚洪流。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最终遭到了惨重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连续发动内战，战乱殃及大半个中国，丰县人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1928年，国民党在丰县建立了县政府，遂将全县设为7个区、80个乡、10个镇，相继建立了区、乡、镇公所，地主和有钱有势的人分别担任区、乡、镇长。这就进一步完善了统治机构，把丰县的劳苦大众牢牢地置于统治阶级的牢笼之中。官府不管百姓死活，不断加重赋税，田赋除正税外，增加了所谓的临时附捐、警备附捐等各种苛捐杂税，并通过公开勒索、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手段，掠夺和榨取人民的财富。
地主阶级依附官府的权势，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农、雇农。占全县人口不到4%的地主，占据农村30%以上的优质土地。当时出名的大地主有沙庄的李振铁(绰号白辫子)、张五楼的张慈蔼、刘元集的董汉槎、傅庄的李明德、常店的孙基士等，都占有数十顷土地。曾在福建当过督军的李厚基，拥有土地百余顷，统治着千户农民。地主阶级依靠从农民手里掠夺过来的土地，采用收地租、雇工、高利贷等种种形式榨取农民的血汗。
收地租在丰县流行的有“租佃”、“分收”、“二八”三种，就是把土地租给农民，农民在夏、秋两季按事先的协议交租。即使遇有天灾歉收，也不得少交。农民辛勤劳动一年，除了地租和种子、肥料、牲畜饲料等种地成本，就所剩无几了，如遇灾荒和疾病，就无法生活。
雇工剥削。雇工一般分长工、短工两种。地主雇用长工为其长年饲养牲畜，耕种土地，收获庄稼。工钱很低，一个长工很难养活一家人。农忙时，地主以低廉的工钱(折合三五斤小麦)雇用大批短工，为其收割、锄地。有的地主一季就雇用一二百个短工。
高利贷剥削。农民向地主借钱，利息很高，有的高达50％，有的甚至达到100%或200%。如到期不能悉数还本付息，就息再生息，这就是“驴打滚”的计息方法。当时的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债利高，苛捐杂税如牛毛”，正是对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农民不但深受着统治阶级的层层压迫和剥削，而且还饱尝着兵燹匪患之苦。当时徐州是各军阀争夺之重地，丰县是徐州的北大门，也成了军阀屯兵、补充的地方。1928年，军阀孙传芳、张宗昌的部队进驻丰城。他们所到之处抓丁拉夫，搜刮民财，骚扰破坏。军队的军需给养及费用开支均由地方承担，大大增加了农民负担。此外，丰县匪患四起，抢掠捐绑，残害人民，或与地主勾结，狼狈作恶。加之社会上赌博吸毒嫖娼卖淫成风，恶习流弊充斥街巷。丰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军阀混战，官府勒索，地主盘剥，再加上水患蝗灾，造成全县经济枯竭，民不聊生，以至于十村九困，十家九空。许多饥民忍无可忍，进行了多次反抗斗争，但都失败了。有的聚众吃大户，有的逃荒下关东，有的从军当炮灰，还有的结伙拉杆子(“杆子”即结伙抢劫的土匪)……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渴望有一个大救星，领导他们打土豪，闹翻身!这就为以后的建党活动打下了阶级基础。
